唐宋文人爱情悲剧的思考

一、关于唐宋文人爱情悲剧的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胡凌燕^[1]（2021）在《写本文献与武周时期文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尝试从写本文献的角度,对武周时期这一特殊时段的文学面貌,进行专题与个案相结合的研究。具体来说,主要通过对武周文学的重要写本进行文献层面和文学层面的双重挖掘,结合传世文献和石刻文献,以诗歌、序文、小说三种文体为核心,着重关照刘希夷、崔融、李峤、王勃、张鷟、珠英学士等武周时期的着名作家及文学群体,对文本流传、文体演进、文学传播与影响以及特殊文学现象等问题展开探讨,以求尽可能全面、有体系地呈现武周时期文坛的原生状态,挖掘被历史掩埋的某些文学史现象,进而为纠正长期以来中古文学研究注重以传世刻本文献作单面建构的偏颇与缺失抛砖引玉。论文共六章,第一章为武周文学写本文献的总述,第二章为敦煌武周诗文残卷的专题研究,后四章为武周文学重要写本的个案研究。第一章,武周文学写本文献的类别与特点研究。研究武周文学可资利用的写本文献主要有敦煌写本、吐鲁番写本和日藏写本三类。本章重点从文本的形态和内容两方面,总结这三类写本文献各自的特点,同时对敦煌和吐鲁番写本的发现过程与整理历史进行爬梳,对日藏写本的源流与藏所进行追溯、考察。第二章,敦煌武周诗文残卷研究。本章先对敦煌遗书所存武周诗文做了全面搜集、考辨与汇录,并从作家、作品及写本形态三方面概述其总貌。其次据作品存佚情况和文本形态特征,对残卷的文献价值进行了具体发掘。最后在综论残卷文学价值的基础上,以刘希夷《白头翁》诗为个案代表,探讨初盛唐七言歌行从中原传入敦煌后其传播渠道与作品性质发生的转变。第三章,敦煌写本《珠英学士集》研究。本章首先结合传世文献考知珠英学士间交游唱和之史实,审视武周文坛的整体唱和环境。其次探讨时代诗风影响下选家崔融的诗学趣味,论述《珠英集》对于初唐诗歌选学的推进作用及其在“唐人选唐诗”中的先驱意义。再者,《珠英集》作为编《三教珠英》的副产品,启发我们进一步探讨武周时期儒、释、道三教思想的并兴对文学发展的影响。第四章,古钞本《李峤杂咏诗》研究。《杂咏诗》的敦煌写本和日藏写本近代以来重现国人视野,从文献层面看,有助于考清《杂咏诗》在书目文献和现实世界中的流传情况,解决诗注相关的一些问题。从文学层面看,则启发我们关注初唐咏物诗在武周时期的变革,以及李峤咏物诗对日本平安朝诗歌发展的影响。第五章,正仓院本《王勃诗序》研究。本章主要从王勃文集的唐本还原、王勃诗序的重新解读、王勃生平的补充订正三方面论证了院本《诗序》的文学实证功用,同时从集会诗序的文体内涵、演进历程及其与集会诗歌的关系三方面审视了院本《诗序》的文体学意义,此外从传播学的角度,考察了王勃诗文东传日本之经纬及其对日本奈良和平安时期汉文学发展的影响。第六章,日藏古本唐传奇《游仙窟》研究。本章厘清了《游仙窟》湮没与回传的历史问题,并从十娘的身份入手,对《游仙窟》的内容与主旨进行了重新定位与深度探讨,同时以《游仙窟》文本为切入点,考察了唐代诗歌与小说文体交融的现象及唐传奇的情感表现等问题,从而可见《游仙窟》之文学史意义。

吴语驰^[2]（2020）在《明代传奇小说中的女妓书写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女妓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类特殊群体,由于身份的低微,她们的事迹向来不见于正史之中。然而她们的倩影却往往经由文人的书写与加工,出现在文学作品之中。明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青楼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文人广泛地与女妓展开了各种类型的交往,这也激发了他们的创作欲望。具有翻空造微性质的传奇这一文体,自然成为了他们的一个重要选择。传奇小说从唐朝诞生之初,便广泛地在文人士大夫这一阶层内部流传。一个时期传奇小说的主题、思想与艺术风格,从某种程度上代表着这一时代文人圈子所公认的道德伦理观念与审美情趣。因此,明代传奇小说中女妓书写的方式、内容与效果,也就代表着明代文人对女妓群体的态度、评价与取向。本文以明代传奇小说中的女妓为研究对象,考察这一类形象在传奇小说书写中的特点,阐释其中的社会文化内蕴与文学、美学价值。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从直接描写、语言描写和行为描写三个书写的角度出发,分析了明代传奇小说中女妓形象所呈现出的新特征,无论是对才艺气质的重视,还是语言风格的雅正与广阔社会背景的引入,都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明代传奇小说中的女妓形象呈现出雅化的倾向,从中可见明代的文人们对于女妓的审美标准与取向发生了一定的转向,即从追求情色之美到追求精神之契合。第二章抓住士妓交往这一主题,分析明代传奇小说中士妓交往书写的特征与社会内涵。在士妓交往中,女妓往往会产生由妓到妻的身份转换,在这一转换的过程中,明代传奇小说更为关注士妓婚后生活的内容,体现出明代文人对家庭伦理的重视。此外,无论在交往目的还是交往中所遇到的阻隔上,明代传奇小说在士妓交往的书写上都体现出对利益的追求,从中可以体现出明代文人利心的形成。第三章从叙事学的角度出发,分析明代传奇小说中女妓形象的叙事功能。当女妓形象作为主角出现时,往往在结构上作为文本的核心与线索人物,作者又通过女妓形象来为文本布设悬念。当女妓形象作为配角出现时,则可以承担推动情节曲折发展与烘托主角人物形象的作用。第四章分析明代传奇小说中的女妓书写所体现的美学和社会文化内涵,包括悲剧意蕴的塑造与对文人观念折射。明代传奇小说在描写女妓的爱情悲剧时常常通过制造女妓多情与命运无情间的巨大反差、鬼魂托生等超现实主义描写这两种手法来增强悲剧的感染力。造成女妓的命运悲剧的原因主要有乐户制度的压迫、男性的负心与女妓自身的软弱性。不同性格特征的女妓形象,在对悲剧命运进行反抗时,便体现出了抗争美、哀怨美与毁灭美。在女妓书写折射的文人观念层面,明代的文人们从情与理两大主题出发,书写和塑造了多元化的女妓形象,体现出他们对女妓群体或同情、或批判、或宣扬、或狭邪的不同态度。同时,明代文人在书写女妓时,兼顾了现实性与理想性,在一定程度反映女妓群体现实境况的同时,实现了文学的道德教化意义。本论文对明代传奇小说中的女妓书写的研究,主要有两方面的学术价值:一是整体性的看待明代传奇小说中的女妓形象,并通过与前代传奇文本中的女妓形象进行比较,梳理和总结其独有的时代特征与文学价值。二是尝试从书写的角度出发,探讨明代的文人书写女妓的方式、取向、原因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内涵。

刘艺博^[3]（2020）在《唐传奇女性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唐传奇被称为“一代之奇”,这种“奇”不仅体现在情节曲折奇幻的故事中,也附着在众多个性鲜明奇特的女性形象上。本文试图从多维视角分析唐传奇的女性形象,继而窥探唐传奇作者的女性观以及女性观的矛盾性,据此分析唐传奇女性观的文化内涵。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分析唐传奇中的女性形象,首先从女性少年时期、追求婚恋期、家庭主体期以及步入老年期四个不同人生阶段分析唐传奇的女性形象。有些类型女性的人生阶段性特征并不明显,因此本文对女侠、宫廷女子、风尘女子三种特殊类型女性形象予以特殊关注。女侠能够通过自己高强的武艺、独立的意识掌控自身的命运,一些女侠甚至成为扶危济困的勇为者,兼济天下;一些唐代的宫廷女子地位颇为显赫,有时一言便能决定名士的命运,而其中的佼佼者甚至成为了国家命运的掌控者;风尘女子即使身份低微,却仍然大胆地追求爱情,在坎坷的情路上展现出非凡的谋略与动人的风姿。第二章研究唐传奇的多维女性观,在第一章形象分析的基础上,总结作者对不同人生阶段女性的认识。对于特殊类型女性的女性观也分别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与魏晋南北朝小说相较,唐传奇在现实与超现实视域下的女性观皆有自身的特点,超现实视域下,作者对于女性通过化形离魂追求自己的爱情予以赞叹,在现实视域下,作者对女性追求婚恋自由普遍认可。第三章论述唐传奇女性观的矛盾性,分别从不同唐传奇作者观点的矛盾和唐传奇作者自身观点矛盾两个方面探究。不同唐传奇作者的女性观的矛盾首先表现在对女性复仇的不同态度;其次论述唐人对“红颜祸水”的不同看法;最后分析唐传奇作者对以偷情方式追求所爱的不同看法。唐传奇作者自身女性观的矛盾,表现为人道关怀和社会规范的矛盾、关注情节叙述与结尾评论的矛盾、爱情自主和封建礼教的矛盾。第四章探析唐传奇女性观的文化内涵,唐传奇女性观充分映射出文人的内心世界,小说中的描写有些内容承载着文人脆弱、扭曲心理的集中宣泄,有些内容蕴含着文人同命相连之感的抒发;唐传奇的女性观也集中显现出文学的世俗化趋势,分别体现在作品内容的世俗化与世俗享乐意识的萌发两方面。

姜晓梅^[4]（2020）在《江南文化与苏童、叶兆言、格非的先锋写作》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着力探讨江南文化与苏童、叶兆言、格非的先锋写作之间的关系。通常意义上我们习惯把苏童、叶兆言、格非等人的先锋写作当作80年代特殊时代语境与文学前提应运下的产物。它面对的是80年代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走向世界的共同理想,承继的是自意识流小说、寻根派、现代派等的艺术探索。它对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经验的借鉴和学习使它不自觉地打上了西方、外来的烙印。而当先锋作家们慢慢退去形式实验的热情,尤其是后期向传统回归之后,苏童、叶兆言、格非等人的江南作家身份以及他们精神深处所潜藏的江南文化基因从早期形式实验、学习西方的热忱的压抑中浮现出来。在江南文化独特的文化精神——审美享乐主义精神的催化、引导下,通过感觉这一中间桥梁,驱动着苏童、叶兆言、格非由早期不断向着临界感觉逼近的形式实验向着具有中国古典美学韵味的传统的回归。不仅如此,苏童、叶兆言、格非还在江南文化审美享乐主义精神的推动下,自身的南方意识更加自觉,文学写作中的南方元素的运用也愈发自觉且富有创造性。这些江南文化元素混合着中国古典诗学经验的创造性生发,充满江南文化韵味的既不同于以往诗意江南,又不同于现代破败江南的新江南形象在意欲重建江南新的地方志的苏童、叶兆言、格非笔下展露无遗。江南文化的审美享乐主义精神透过对感觉的极端重视,不仅使苏童、叶兆言、格非等人能够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代情境下迅速感应、学习西方,而且也无形中影响着他们的文学情感、写作策略、美学追求等,使他们能够在持续不断的创作生涯中不断创新求异,在吸收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经验技巧的同时又能对江南文化、中国文学传统进行审美的能动性创造,由此实现江南文化与苏童、叶兆言、格非的先锋写作之间的双向建构。本文试图把握江南文化的审美享乐主义精神与苏童、叶兆言、格非的先锋写作之间双向建构的过程,在文学新传统的再造以及建构的新江南形象中细致展现他们之间的双向建构关系,以此进一步丰富、完善先锋文学研究的新面向。论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论文首先介绍了江南的形成及自然、经济、文教等方面的主要特征。着重展示江南在自然地理、行政区划以及经济因素等方面的形成演变过程。力图从大江南到小江南,从饭稻羹鱼到商品经济,从好勇尚武到崇文重教等的变化过程中把握一个动态发展的江南。第一章江南文化的孕育形成及其精神特质。这一章主要从江南文化的形成过程把握江南文化形成发展的脉络以及由此孕育而出的审美享乐主义精神。即从吴越文化到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从本土诗性文化特色的形成到城市、商业文化的繁荣发展,江南文化如何逐渐形成区别于注重道德伦理的北方中原文化所不同的诗性与审美特质。第二节主要介绍文学审美的自觉与唯美化的追求。着重介绍在诗性文化形成的过程中,由动荡的生存环境所孕育出处理主客体关系的诗性智慧如何催生了文学审美自觉使得文学朝着日趋唯美化风格迈进。第三节主要介绍审美享乐主义精神烛照下的文学。着重介绍江南文化中的审美享乐主义精神的形成以及这种精神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力图从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宗教观念、繁荣富庶的商品经济、士人及文化世家的推崇等方面把握审美享乐主义精神对注重感官享受的内容、精致的形式、唯美化的风格等方面的影响。第二章眷恋与逃离:审美享乐精神对苏童、格非、叶兆言的影响。这一章主要探讨江南文化的审美享乐精神对苏童、格非、叶兆言情感心理、文学主题、美学追求等方面的影响,试图从反叛精神与先锋意识、逃离与回归下的不断寻找、守望人性等角度把握江南文化深层的审美享乐主义精神这些作家文学创作中的情感取向、文学趣味、美学追求等方面的影响。第三章有韵味的文学探索:古典诗意与荒诞怪异的交融。这一章主要是从文学探索的角度,考察苏童、格非、叶兆言在江南文化深层次的影响下,快速感应西方文化思潮,怀着一种对江南文化颇为复杂的依恋与反叛之情所做出的具有异质性、先锋性的文学探索。着重介绍审美享乐主义精神注重感官享受的特质对苏童、格非、叶兆言等人的形式实验的影响。第一节向着感觉进发的形式实验。这一节主要介绍他们是如何通过打破叙述时间与空间限制的叙事变革为感觉在文本中的畅通无阻提供保障,同时又通过对语言能指与所指之间关系的变革使打通的感觉世界能够无限逼近临界感觉。第二节变异的感觉:轻化的孤独感、荒诞感、神秘感。这一节主要是介绍扭曲变形的孤独感、荒诞感、神秘感从感觉世界的裂隙中迸发出来,成为他们显示对生存世界的独特体验、宣泄过剩的话语表达欲望时的情感偏爱。第三节传统的诱惑:抒情性与古典性的复归。这一节主要介绍在激越的形式实验与怪异的情感宣泄之后,文学传统,尤其是江南深厚的文学传统在感官享受、生存体验等方面散发出的无穷魅力如何使苏童、格非、叶兆言等人的创作由早期浓烈的西方影响印记,回归到充满江南诗意的抒情性和古典性。第四章文学新传统的再造:苏童、格非、叶兆言重建新江南的努力。这一章主要从苏童、格非、叶兆言的写作策略入手,详细分析他们在建构江南地方志的欲念的感召下,以自身的成长经验为背景,以早期的文学探索为基础,重建文学新传统的努力。苏童以先锋手法集大成的《河岸》展示了重新进入历史与现实的方式;格非则继续沉潜哲学沉思,以他的神秘主义诗学建构着他的精神世界;而叶兆言则在对传统的叛逆中展现着他对未来的希冀。第五章别样的江南:苏童、格非、叶兆言的新江南想象。这一章主要是从苏童、格非、叶兆言建构的新江南想象入手,展现他们在江南审美享乐主义精神的感召下,经过对文学新传统的探求,在传统的诗意唯美之外建构起的充满腐败堕落又暗含无限可能的新江南形象。尽管苏童、叶兆言、格非基于他们自身的文学经验所进行的探求还存在着诸多局限,然而,他们通过自身的写作却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江南文化的内涵,这也构成了他们先锋写作的重要意义。

钱成^[5]（2019）在《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与戏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法国着名学者布岱尔曾指出,“地理环境是最核心的历史知识,也是最深入的内层历史。”（1）对于文化地理而言,每一个地名,实际上都是一个文化符号,标志或隐含着某种地域文化特征。（2）家族文化与地域文化二者之间有着天然的重叠、生成和代表的关系,地域文化必然成为家族文学与艺术研究的重要维度。基于此,研究家族文学和艺术,就不可能绕开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必须要立足于一定时空背景下的地域人文环境中。与明清时期经史、诗文、小说、书画、园林等文艺形态发展相一致,明清戏曲文化的地域性、家族性特征的鲜明度和覆盖面,均远较前代突出。因此,地域文化视阈下群体性曲家的研究,被视为新时期的学术增长点。而从地域性的视野背景中去分析、研究明清时期地域文化,特别是戏曲文化,就必然要以本土文化家族为分析对象,分析其相关戏曲文化活动和文化传承,在此基础上,全面总结地域性文化史、戏曲史的形成与流变。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不可分离。”（3）在中国文化体系中,文化家族是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重要创造者之一,在长期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大多在文学、艺术等方面积淀深厚。同时,家族文化与该家族所在地域的区域文化存在着共生共荣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关系。近年来,在探究区域文化和文学的盛衰嬗递的规律时,许多学者把研究的目光聚焦于该地域的文化家族。因此,关于地域文化和家族文学与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已成为学术界公认新的学术生长点。与此同时,在地域性戏曲文化研究方面,学术界对以诸如北京、苏州、南京、扬州等为对象的地域戏曲史研究,取得了蔚为大观的学术成果,推动了区域性戏曲活动研究的发展和深化。“海陵地区”有着人文蔚焕的历史,其上善若水、兼容并蓄、厚文重教、经世致用、安泰祥和、崇儒尚实的地域文化特征,在苏中地域乃至江淮文化板块、江苏地域文化,以及目前学术界正全力打造的江南文化体系中特色鲜明。自明中期迄于近代,“海陵地区”的戏曲创作、批评与表演始终保持相当的活跃程度,成果丰硕。众所周知,世家望族的兴衰存废,其得以维系的命脉,正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种因素的共同结果,其中地域性文化因素的作用,不容忽视。一方水土育一方人,一方人铸就一方文。一个地域的区域文化还与该地的文化家族具有先天的同构关系。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中,往往有着延续数代的戏曲文化传承与发展。纵观明嘉靖以来的“海陵地区”,先后涌现了总数超过二十,从明中后期一直延续至民国,有着浓郁、鲜明戏曲文化特征的文化家族。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戏曲活动,主要分布于明中后期、清前期、清中期和清末期四个阶段,参与家族可分为地方望族、艺文世家和演艺家族三种类型。其中,最具有明清时代特色和“海陵地域”文化特色的家族戏曲活动,是清前期和中期该地区文化世家中家族文人所进行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影响巨大的戏曲活动。这些家族文人极为重视本家族的艺术文化建设,除热衷于诗文、经史、书画、园林等文化形态外,还致力于戏曲创作、戏曲表演和戏曲批评。特别是在明末清初,因多种因素的促成,他们所置办的戏曲表演团体（家班、家乐）,其规模、数量和表演水平在同时期的全国范围内首屈一指。因对戏曲有着执着的爱好,这些家族文人在戏曲文本创作、理论批评、曲本刊刻、班社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卓有建树。纵观明清海陵文化家族形式多样、成果各异、影响巨大的戏曲文化活动,可见家族文化和戏曲繁盛的发展轨迹,是“海陵地区”地理优势、文化精神驱动力与时代机运共同影响的结果,是地域文化史、家族史和戏曲史上的一种特殊的存在,也诠释了地理元素与家族文化、戏剧审美三者之间协调共存、互相催生、共同繁荣的关系。因此,本文以明嘉靖朝至清宣统朝为时间截取点,以地处长江以北,扬州以东、南通以西、盐城以南的“海陵地区”为空间对象,以阐明什么是“海陵文化圈”与“家族文化”作为研究背景,以该地域内文化家族与戏曲的关系为切入点,以家族戏曲文化传承与发展为分析重点,以点带面,重点突出,在收集、整理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在文化学、人类学、历史学、戏剧学等学科理论指导下,全面深入考察分析明清“海陵地区”具有家族性质,包括戏曲创作与改编、戏曲演出、戏曲批评和戏曲文献刊藏、戏曲教育以及通过戏曲实现的交游等在内的各类戏曲活动,归纳本地区家族戏曲活动的特殊性和规律性,对“海陵地区”文化家族所取得的戏曲文化成就在明清戏曲史和地域文化史的地位给予恰当评价。同时,本文立足于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与戏曲关系的探讨,论述本地区文化家族的类型、所处时代和地域分布,重点分析其与戏曲的关系;同时选取明清“海陵地区”多个文化家族为个案分析对象,根据现存家谱、家族文人诗文作品和家族文人进行的戏曲创作和改编,家班表演和指导,剧作观演和评阅,曲本刊刻与收藏等戏曲活动。在行文过程中,从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戏曲创作活动及特点、戏曲表演活动及特点、戏曲批评活动及特点三个角度,予以总结和提炼。同时,立足时代与地域背景,在横向、纵向对比分析的基础上,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揭示本地区文化家族戏曲文化繁荣的独特原因所在。此外,本文还以明清戏曲史为经、以地域文化史为纬,概述“海陵文化家族”灿烂辉煌戏曲活动的深远影响。除理论层面的分析外,本文还在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戏曲活动的相关史料方面多有发现。如对于海陵文化家族中的宗周、宗臣、宗元鼎家族,陈完、陈尧家族,范增应、范驹、范日觐家族,季寓庸、季振宜、季式祖家族,宫伟镠、宫鸿历、宫敬轩、宫国苞家族,沈默、沈成垣家族,高凤翥、高岱瞻家族,李宗孔家族,徐观政和徐珠家族,陆舜和张幼学、张一侪、张符骧家族,徐信和徐鹤孙家族,夏兰、夏荃和夏嘉谷家族等相关文化家族的戏曲文化活动,前人基本从未提及,或尽管有所涉猎,却存在较多明显错误。针对这一情况,本文对学术界关于泰州俞氏、如皋冒氏、泰兴季氏等文人家班的部分谬误予以辨析;对泰州宫伟镠、泰州俞锦泉、泰州俞梅、泰州宫云翥、泰州宫敬轩、泰州宫国苞、泰州俞国鉴、泰州储梦熊、泰州李宸、泰州夏嘉谷、兴化沈鲸、海安张符骧、兴化顾麟瑞、如皋范驹、如皋徐珠等部分曲家等首次进行深入考证;对部分海陵家族文人如仲振奎、仲振履兄弟等佚失、新见剧作的考证,相关寄寓文人如丁耀亢、孔尚任、张蠡秋在本地区戏曲活动的考证,部分海陵家族文人因戏曲产生的重要交游活动等进行考证等。首次稽考出泰州宫氏、海安张氏、如皋范氏等多个前人未见之文人家班,特别是关于泰州宫氏家族文人剧作《海岳圆传奇》和海安徐氏家族文人剧作《遗臭政绩碑传奇》及作者徐信家世、生平,《秣陵秋传奇》作者徐鹤孙生平与其他着述,以及泰州沈默父子对“海陵本”《桃花扇》的刊刻评阅,泰州高氏家族“三世藏曲、校曲”等方面的相关考证,均为学界新见,有裨于明清戏曲史相关领域的研究。综上所言,就家族文化与文学史、地域文化史和戏曲史而言,本文在以下方面取得了数点管窥之见:如提出对明清时期长江以北的“海陵地区”蔚为大观的文化家族,及其所取得家族文化成就应给予新评价;对该地区文化家族所主导、参与的为数甚多的各类戏曲活动,和所创造的辉煌的戏曲文化应给予新定位;对长期以来湮没无存的家族戏曲文化史料,特别是诸多的文人曲家、曲作和家班家乐,应视作戏曲史研究的新发现,对其价值给予新认识;对借助上述史料新发现,通过横向和纵向比较,力争对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戏曲文化活动进行新考证,对泰州和苏中地域文化、对江苏和江南文脉,对明清戏曲史等领域的研究作出新补充。本文主要内容分为绪论、主体和结语部分。绪论部分重点通过历史概念、地域空间和文化特征,从历史学、地理学、文化学、人类学及经济学等角度,对“海陵地区”地域空间的历史演变与地域文化的代表特征进行宏观论述,在此基础上,对本论文所提出的“海陵文化圈”进行内涵与外延的界定。第一章至第五章,主要通过对明清海陵文化家族地域与时代分布、文化类型与特质进行分析后,明确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戏曲文化特征。在此基础上,对该地区文化家族主要的戏曲活动、戏曲对文化家族形成与发展的作用、家族戏曲文化传承之目的等进行针对性的分析,说明文化家族戏曲文化特征的成因与影响。第六章至第十三章,选取明清“海陵地区”迄今尚未见专着或专文考述的13个具有时代和地域代表性的文化家族作为个案分析对象,具体考证和论述这些文化家族在戏曲创作与改编、戏曲表演、戏曲理论、戏曲文献、戏曲教育等方面的贡献。具体分为八章,包括泰州宫氏家族、泰州俞氏家族、泰州沈氏家族、泰州仲氏家族、泰州高氏家族、兴化顾氏家族、海安徐氏家族、兴化宗氏家族、如皋陈氏家族、靖江朱氏家族、如皋徐氏家族、如皋范氏家族等13个有着绵延数代戏曲文化传承的海陵望族的个案研究,侧重于家族文人所进行的戏曲创作和改编、表演或指导、观演和评阅、刊刻与收藏等戏曲活动的深入分析,以期进一步拓宽明清“海陵地区”地域文化研究领域的广度和深度,加深学界对“海陵地区”文化家族在戏曲领域所作贡献的认知。综上所言,本文力求通过对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与戏曲文化多重关系的考证分析,详细说明本地区文化家族戏曲活动的继承性与发展性、表演性和欣赏性、实践性和理论性、商业性和自娱性、宗族性和祭祀性、学术性和通俗性等方面的相关特征,探究“海陵地区”地域文化对本地区家族和戏曲文化发展的熏陶,以及家族文化和戏曲文化发展对地域文化繁荣的双向促进作用。同时,通过文化家族与戏曲关系的多个拓展性专题研究,进一步说明“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戏曲文化特征,改变传统戏曲史研究只重江南曲艺世家的定势思维,也期补上长期以来研究苏中地域戏曲史只论扬州剧坛,而忽略泰州、南通地区之短板,适应了苏中地域文化圈和“江南文化板块”再构建、再认识的迫切需求,有助于当下对明清家族文化史和戏曲史、泰州和苏中地域文化史、江苏和江南文脉研究等领域的深入。

孔庆荣^[6]（2019）在《“叙事干预”视角下清末民初小说叙事的转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末民初,随着小说文学地位的提升,传统章回体小说的叙事模式也发生了转型,这一变化的成因、动力、特点及影响尚需作进一步研究。本文将“叙述者”这一功能性人物作为研究小说叙事模式变化的切入点,通过叙述者进入文本内部,在“叙事干预”视角下研究叙述者主体性在文本中的作用,进而描述文本内部的运行机制。叙述者对文本的操纵被称为“叙事干预”,是叙述主体对叙事行为和叙事策略实施的影响,是小说主题建构、文本意义生成以及修辞效果提升的重要手段。叙述者既是叙述的主体,也是“叙事干预”的主体,是开展小说叙事模式研究的重点,有丰富的学理内涵和外延,有助于研究者进入复杂的文本世界研究小说的形式特征和叙述者主体性的呈现方式,对于小说的组织结构、运行规律和形式美学有较强的解释力。宏观而言,整个文本都是叙述者实施干预后的结果;微观来说,叙述者对叙事视角、叙事交流、叙事结构、程式化特征以及评论性话语等都可以实施操控。叙事文本是叙述者对故事素材实施操控后的一种呈现方式,蕴含着叙述者的叙事动机、修辞意图和伦理立场。本文以清末民初的小说文本为研究对象,以叙述者的干预行为为研究重点,聚焦小说的形式特征及变化规律,将小说叙事模式的变化与社会历史语境相勾连,综合考虑小说界革命、出版业发展以及小说翻译活动的影响,避免文本的阐释陷入机械教条的符号分析中。同时,基于“叙事干预”的宏观分析模型和微观分析模型,研究“叙事干预”的对象、干预方式和干预意图特点,具体分析小说的叙事视角、叙事交流、叙事结构、叙述者评论以及译者干预等方面的特点,分析这一特殊时期小说文本复杂的形式特征。本文主体结构分为第1章、第2-6章、第7章三个单元,分别完成了清末民初小说叙事转型背景和转型研究现状的概述、以“叙事干预”透析清末民初小说叙事转型的五个向度、借助典例进行主题示范和合理性加强这三项任务,研究发现最终指向“叙述权力的自我限制”和“叙述权力的自我张扬”两个方面的文本特征。研究认为,这两个文本特征既相互对立又有机统一,体现了叙述者主体性的复杂变化以及小说文本在变与不变之间的矛盾和张力,反映了小说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过渡期状态。通过叙述者进入文本内部分析小说的形式特点,已经触及小说内部的运行机制和自足性特点,有助于更好的分析小说文本的结构特征。关于“叙述权力的自我限制”,叙述者主要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一是视角变换意识,通过全知视角向限制视角的转变,叙述者从无所不知变为有所不知,突出了人物在文本中的主体意识,实现了叙述权力的自我限制;二是改变叙事交流模式,逐步淡化叙述者的说书人痕迹,叙述者和受叙者的程式化交流模式出现了变化,另外丰富了人物话语交流模式,大量使用自由直接引语、自由间接引语、无引导性对话等话语模式,极大丰富了语言的表现力、语义密度和情感传递效果,有助于突出人物在场感、弱化叙述者声音、制造语境压力,较好地实现了叙述者个人身份的隐藏以及叙述权力的自我限制。关于“叙述权力的自我张扬”,叙述者主要通过三种途径来实现:一是改变叙事结构,叙述者将“空间结构”与“时间结构”结合,突出叙事结构的时空特点;通过预叙、倒叙、插叙、补叙等多种形式改变时间结构的因果关系和顺序关系,通过构建人物线和主题线来创设叙事空间;通过缀段式结构和分层叙述实现叙述进程的纵向发展,在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上建构了典型的叙事结构。二是突出了对“故事”和“话语”的评论,叙述者以评论作为重要的干预手段,对故事情节、故事人物、故事主题以及叙事本身进行评论性干预,凸显了叙述者的价值观倾向、伦理意图和元叙述意识,实现了叙述权力的自我张扬。三是凸显译者的主体性,译者是小说翻译过程中再叙事的执行者,译者通过对叙事主题、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和叙事语言的“干预”,使翻译小说的叙事模式更加符合译入语文化规范、读者的文化背景和阅读习惯,形成了这一时期翻译小说特殊的文本特征,对创作小说的叙事模式带来了明显影响。综上所述,清末民初小说的叙述者对叙述权力既有自我限制,也有自我张扬。整体而言,叙述者的主体意识是比较突出的,反映了传统小说在这一特殊时期复杂的文本特征。清末民初的小说处于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过渡的中间地带,期间既有叙事传统逝去的尾声,又融入了现代小说的质素;既有对传统叙事模式的传承、激活、创新,又有对西方现代小说叙事技巧的学习、借鉴、应用。可以这样说,清末民初是中国小说叙事发展进程中的关键阶段,在中西文化的相互激荡下,章回体小说的叙事模式逐渐式微;翻译小说的叙事技巧激发了中国小说叙事传统中被时间遮蔽的部分,限制叙事、心理叙事、倒叙叙事、自由直接引语等传统小说中非主流的叙事技巧在这一时期被激活,使用频率日趋增高,赋予了传统小说新的生命力;现代思想、法理精神、民主意识等叙事主题逐渐成为这一时期小说主题关注的重点。研究清末民初小说叙事模式变化的表现、成因及发展趋势,有助于丰富中国小说的“叙事诗学”,进一步指导小说的创作实践,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研究认为,西方小说的叙事技巧参与了这一时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型,影响了小说转型的路径、方式和趋势,与中国小说自身传统共同推动了小说叙事模式的发展、变化乃至转型。西方叙事实践让中国叙事诗学的建构和发展有了参照和对比的范式。清末民初作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发轫阶段,叙事理论的发展和小说的创作实践都呈现出传承与创新共存的过渡期特征,传统小说在故事层面和话语层面的现代化特征逐步凸显,中国小说叙事的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自此走上了现代化道路。

姜晓娟^[7]（2019）在《宋词叙事艺术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抒情与叙事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两大重要文体形式,但抒情文学的传统远比叙事文学更为深远。实际上,中国古代文学中叙事文体也十分发达,这种发达不仅体现在传奇、话本、小说、戏剧等叙事文学的创作中,叙事因子在抒情文体中也时有萌芽。从《诗经》中具有生动故事情节的民间“唱事”,到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再到唐代以元、白为代表的新乐府运动中叙事诗的大量出现,抒情文体中的事件叙述成为辅助抒情主人公情感抒发、拉近作者与读者距离的有效手段。及至宋代,随着词体的逐渐兴盛,叙事文学与抒情文学之间的文体交融更为多样化,宋词这一抒情性极强的文体,在借鉴前代多种文体创作经验的基础上,于抒情之中见有浓郁的叙事氛围。长期以来,对宋词艺术特色的研究多偏向于“言情”,而宋词中的叙事艺术尚未引起足够重视,从这一方面来看,对宋词叙事艺术进行系统的梳理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对词体艺术形式的探究。从宋词叙事的成因与特点、宋词常见的叙事模式与审美趣尚、宋词叙事中人物形象塑造艺术,以及宋词叙事艺术个案研究四个方面出发,探讨宋词叙事艺术的共性特征,对突破以往“词言情”之传统窠臼影响,揭示词这种文体有别于其他文体的叙事个性以及发掘一批重点词人的创作个性有重要意义。第一章,分析宋词叙事产生的原因以及宋词叙事的特点。宋词作为“一代文学”的重要代表,自产生之初便有一定的叙事成分,敦煌曲子词的发现充分证明民间俗文学对这一新兴文体形式的渗透性影响。在抒情与叙事文体交叉的历史阶段,各文体形式间形成了交融互通的发展特点。词体这一具有鲜明抒情风貌的文体形式同样也存在一定的叙事成分,宋词叙事的存在,是多种文体交融互通的必然趋势、历史负重下直歌其事的时代需求以及词人以叙明怀的内心呼唤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宋词在涉及叙事成分的作品中形成了具有鲜明文体特色的叙事特点,其敷衍故事模糊与真切同存、事件叙述抒情与叙事并重以及借典型细节表现故事情节的叙事风格,具有既不同于叙事文体,也有别于其他抒情文体叙事的独特性。第二章,探讨宋词常见的叙事模式与审美趣尚。一种文体写作模式的形成标志着这一文体形式的成熟,尽管程式化的写作模式极易使创作者创作走入类型化的藩篱,但宋词在叙事方面形成的模式化的体段配置从一定程度上来看又有助于“借叙事以抒情”手法的运用,从而促进宋词叙事的不断成熟。宋词叙事的常见模式主要有四种:贯穿互补性叙事模式、直进式线性叙事模式、今昔对比式叙事模式以及环形包裹式叙事模式,四种模式有时在一首词作中交叉运用,叙事模式的不断成熟有效融合了宋词抒情与叙事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宋词叙事独特的审美趣尚。宋代词人在词作中涉及叙事时,表现出对鲜明的悲剧意识和对悲剧题材书写的热衷,故而宋词叙事作品中大多是以悲剧故事为叙事骨架。宋词叙事作品中还存在不少通俗题材内容,这部分作品从多个角度折射出社会生活百态。最后,宋词叙事因鲜明的抒情性而带有以叙事意蕴带动叙事事实的特点,具有以意为主、有隐有显的写意性。第三章,研究宋词叙事中人物形象的塑造艺术。人物是叙事的核心要素。叙事作品中事件的最终完成通过人物行为得以实现。宋词中涉及叙事的作品尤为看重人物形象塑造,人物既是词作中的抒情主人公,又是所叙故事的行动元,其行为起到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宋词叙事作品通过剪影式、速写式、独幕剧式三种手段完成人物形象塑造,因所叙事件的不同,宋词中的人物形象具有鲜明的个性,但也有一定的共性特点,主要表现为性格的单一性、心理描写的细腻性和以形象化代替概念性的丰满性。第四章,为宋词叙事艺术个案研究,以宋词发展史上叙事成分明显的典型作家作品为例,分析宋词在不同创作方式下叙事的个性特点。宋词叙事艺术的表现不仅在共性层面,更多地也表现在个性方面,词人在各自作品中表现出的叙事个性共同构成宋词叙事的艺术特色。柳永、苏轼、晏几道、周邦彦、李清照、辛弃疾、姜夔等人作为宋词不同发展阶段的代表词人,他们有人以赋为词,有人以诗为词,有人以文为词,亦有人保持词体本色,努力发挥词体的音乐性。然而无论何种创作手段,这些作家的作品在抒情过程中夹杂的叙事成分呈现出具有鲜明生活质感,从而带有明显的叙事性。

姜岫玉^[8]（2019）在《清以降“贵妃之死”的文艺阐释研究》文中指出“杨贵妃故事”跨越古今中外,直至当代,仍然不断被赋予新的解读。“杨贵妃故事”由于正史记载简略含混,又因其本身所具有的传奇性,因而赋予了创作者们填补“缝隙”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在不违背历史事实的情况下,能够通过填补细节,来表现自己的创作主旨。“贵妃之死”情节是所有“杨贵妃故事”情节链条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清代以降,出现了《长生殿》这样一部案头与场上兼擅的“杨贵妃故事”集大成之作;且清代以后,话剧、电影、影视剧等多种文艺形式百花齐放,为“贵妃之死”的呈现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创作和表现空间。本文选取“清以降”为时间维度,来对阐释“贵妃之死”情节的文艺作品做梳理,按照表现主旨分为三类:写情、写史、写意,并在此基础上对文艺阐释空间较大的写情、写意两类文艺作品的代表作品进行个案分析。梳理出清以降“贵妃之死”文艺阐释的发展两条线脉,并总结创作经验,以期对传统题材的的文艺创作提供理论参考。

周芷娴^[9]（2019）在《九至十世纪“才调歌诗”与士人文化 ——以韦縠《才调集》为中心》文中认为文章以五代后蜀韦縠《才调集》这一文本为中心,抽绎出“才调歌诗”这一诗歌概念,并对中晚唐“才调歌诗”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原因、创作谱系、文体特质及其后世嗣响等进行深入探讨,以此发掘中晚唐诗的深层内蕴。“才调歌诗”发端于进士文化,而其勃兴则源于中晚唐进士文化的“裂变”。唐代科举擢选博学之士,尤重对人才“百里挑一”的进士科,而进士科通常是以诗赋才能来决定士子及第与否,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社会对于“文才”的趣尚,以才学名世的进士群体如同耀眼群星一样冉冉升起。安史之乱以后,在轻薄无行的士风渐染之下,进士文化也发生了“裂变”,一时间进士狎妓之风与宴饮之风大盛。唐宪宗元和年间,以元稹、白居易为中心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才子诗人群。元白诗风的形成正顺应着中唐以降进士文化的主流发展趋势——他们的诗歌创作将当时的浮薄士风引向了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诗潮。韦縠《才调集》以“才调”为选旨,其中的选诗为我们观察中唐元白以来进士群体的创作提供了有趣的线索。韦縠偏好选取元白一派的风情之作,诸如元白、小李杜、温韦等人的诗歌收录最多,其内容多冶游香艳,情感婉约细腻,生动地再现了中晚唐进士群体的真实面目与精神风貌。我们将这类诗称为“才调歌诗”。如果说白居易与元稹乃“才调歌诗”之祖,那么他们的“才调歌诗”称得上是典型,却称不上成熟、完美。元白的“才调歌诗”受时代氛围及其特殊的仕宦经历之影响,具有强烈的世俗化甚至庸俗化的色彩,但是他们对才子身份的自我标榜以及对于女色、情爱等的特殊经历与体验,又对“才调歌诗”的基本特质之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晚唐出现了以擅写朦胧情诗着称的李商隐,和以风流才子形象面世的杜牧,他们渐渐消解掉了元白诗中那些平白直露的情感,尤其是那些浪漫的诠释成为后人解读小李杜诗歌最为重要的突破口;在小李杜之后,又有温庭筠与韦庄,相比前两代诗人,温韦不再注重在诗歌中表达他们真实的情感体验,其诗更注重辞藻的柔媚与音韵的谐婉等这些艺术形式的深化,通常采用宫体与乐府等形式,这也使“才调诗歌”开始出现明显向词体转型的趋势。在体裁上,韦縠《才调集》中的选诗大多是富于乐感、辞藻富赡的近体诗;在题材上,韦縠则比较注重选取女性与恋爱等艳体;而在具体内容上,还表现出了对于才子与佳人风流事迹的浓烈兴趣,使《才调集》形成了香艳而浪漫的氛围。也由此,“才调歌诗”往往带给读者富于“乐感”、“艳色”与“浪漫”的直观印象,予读者以独特而唯美的阅读体验。在九至十世纪词乐文化逐渐勃兴的过程中,“才调歌诗”与“花间词”之间建立起了奇妙的艺术关联。从“才调”诗人与“花间”词人的创作根源来看,这两种艺术形式乃一脉相承;而随着晚唐以来士人精神面貌的转变,这两种艺术形式又在情感与欲望的传达上“渐行渐远”。韦縠《才调集》成书于五代后蜀时期,《才调集》除了体现选家韦縠对五代西蜀文化的接受外,更体现了韦縠以“五代西蜀文人”的身份对当时的诗坛乃至“词坛”进行的反思。延续着韦縠对于五代诗坛的种种反思与期望,《才调集》的风格体式在后世取得了越来越多文士的认同。

张康夫^[10]（2019）在《《红楼梦》大观园主题绘画审美研究》文中认为《红楼梦》大观园主题绘画包括绣像、文中插画和系列绘画三部分,用视觉语言诠释了大观园的园林意象、别墅意象以及诗意栖息的人物意象。作品跨越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期,创作语境多样,绘画内涵丰富,审美风格鲜明,这是三代画家对《红楼梦》审美理想的价值认同和视觉体现,更是中国近现代审美文化观念发展和嬗变的见证,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该论文聚焦《红楼梦》大观园主题插画的审美表现,综合运用美术学、图像学、美学和文化学等相关理论,深入论证插画的图像审美表现和视觉艺术特征。文章首先系统分析大观园“天仙宝镜”与“文人园林”的整合造景规律,梳理大观园审美意象的建构逻辑、诗画一体特点以及幻美意境;其次深入研究《红楼梦》插画的审美表现,包括卷首绣像、回目插画、系列插画三部分。其中,绣像部分以程本、双清仙馆本和广百宋斋刊本为主,探寻绣像的序列结构、主题设置、艺术语言特征、图像学意义等,探索卷首插画审美表现由家庭主线回归金钗序列的内在规律,分析大观园之美与金钗之美内在的关联。回目插图以王钊、戴敦邦等四本回目插图为研究内容,透过插图视觉表现提炼大观园审美的整体意象,剖析人格化主题景观与女性化、诗化审美形象的融合规律,理出经典主题、经典形象的审美特征及突破。系列绘画研究以“金陵十二钗”审美形象创造为中心,系统研究《红楼梦》绘画人物仕女化、文人化审美形象生成和发展的支撑,凝练“金陵十二钗”整体审美意象涵育化成的规律。第三部分采用比较视角研究《红楼梦》插画与其他书籍插画异同之处,指出《红楼梦》文本审美理想与观众审美接受的相对固化促成了《红楼梦》插画的品格和诗化倾向,这是其区别于其它文学插画的根本原因。《红楼梦》大观园主题绘画既是对文本的视觉凝练和升华,又是画家在文本基础上的二次创造,并以鲜明的艺术形象、诗化审美的风格及独特的审美意境创造了中国文学插画的新高度。其在形、神、意、境等方面的创构经验和化合规律,对插画创作和工笔画创作都具有显着的借鉴价值。

二、关于唐宋文人爱情悲剧的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唐宋文人爱情悲剧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写本文献与武周时期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明代传奇小说中的女妓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唐传奇女性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江南文化与苏童、叶兆言、格非的先锋写作（论文提纲范文）

（5）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与戏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叙事干预”视角下清末民初小说叙事的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宋词叙事艺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清以降“贵妃之死”的文艺阐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九至十世纪“才调歌诗”与士人文化 ——以韦縠《才调集》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10）《红楼梦》大观园主题绘画审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关于唐宋文人爱情悲剧的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写本文献与武周时期文学研究[D]. 胡凌燕. 浙江大学, 2021(02)
• [2]明代传奇小说中的女妓书写研究[D]. 吴语驰.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0(02)
• [3]唐传奇女性观研究[D]. 刘艺博. 渤海大学, 2020(05)
• [4]江南文化与苏童、叶兆言、格非的先锋写作[D]. 姜晓梅.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5]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与戏曲研究[D]. 钱成.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1)
• [6]“叙事干预”视角下清末民初小说叙事的转型研究[D]. 孔庆荣. 曲阜师范大学, 2019(01)
• [7]宋词叙事艺术研究[D]. 姜晓娟. 陕西理工大学, 2019(02)
• [8]清以降“贵妃之死”的文艺阐释研究[D]. 姜岫玉. 杭州师范大学, 2019(01)
• [9]九至十世纪“才调歌诗”与士人文化 ——以韦縠《才调集》为中心[D]. 周芷娴.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10]《红楼梦》大观园主题绘画审美研究[D]. 张康夫. 天津大学, 20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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